城读│关于城市与经济发展，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本文首先总结当前对城市与经济发展的认识，然后针对发展中国家高速城镇化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两个研究议题：城镇人口的空间集聚形式和收入的空间不平等。
Vernon Henderson, J. (2010). Cities and development. CITIES AND DEVELOPMENT - ResearchGate, 50, 1, 515–540.
Source：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9787.2009.00636.x/epdf
一关于城市与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什么？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规模经济 是大城市存在的基础，而生活成本的不经济则限制了城市的规模。城市等级体系中，小城市倾向于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某项专业分工活动，而大城市则具有更多样化的经济基础，集中于高科技制造业和企业服务。城市发展存在动态模式。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大城市多为制造业导向，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逐渐转移到腹地，大城市转为服务业导向。过去50多年，世界经历大规模城镇化，但城市的相对规模分布保持不变。
虽然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带来发展，但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离开城镇化的支持。图1展示2004年世界各国城镇化水平与调整购买力平价后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对比：城镇化水平与单位资本收入高度相关（R2=0.57），且图中回归线附近的变异值大多能用不同国家对城市的定义上的差异来解释。
图1. 2004世界各国城镇化水平与国民总收入对数关系图
然而城市与经济增长并非因果关系。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WDR）显示，1970-200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诸国呈现出高速的城镇化，但却没有发生明显的经济收入增长。报告提出可能因为这些城镇化只是由于战争和乡村基建匮乏，导致了人口从乡村的撤离。另外，有经济学研究认为是城镇化的空间形态影响着增长，而非城镇化本身。
有两个理论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与城市中的工业集聚有关。第一个是地方化的外向型规模经济（localized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研究显示工业规模增大一倍时工人的生产力也会提高2-10%，而城市规模增大一倍时即便工业规模不变，生产力也会提高，尤其是在高技术工业领域。但也有人质疑这个理论，因为其并未区分集聚地区环境优势对生产的贡献，且集聚地区表现出更高的生产力也可能出于工人选择的结果：这些地方只是吸引了生产力更高公司或者工人。
知识积累（knowledge accumulation）的理论认为，高度密集与互动的地区中，知识不断被交换，创新不断被激发，技能也越来越熟练。因此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知识与规模经济是相互影响的。城市规模会随着知识积累而增长。比如研究发现，在过去的40年中，在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国家，都市地区规模大部分都翻了一倍。
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取舍引出城市分工的概念。在美国、韩国、日本中，许多中小城市呈现高度的分工化。这些城市有10-35%的人从事同一种分支工业并生产出口商品。出现这种专业化生产的原因在于标准化生产工业在自身集聚时获得收益比与不同工业集聚的收益更高，所以这些工业选址于小的专业化的城市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最大化，而且不必忍受大城市高昂的工资和租金。但高新技术工业却更喜欢集聚在大的多元的都市区。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
相较于小的专业化的城市，另一个极端是以世界金融和服务业为取向的巨型都市，大城市拥有更加多元的经济基础，如高新技术制造与商业服务。比如纽约和伦敦，这些城市的工业就业比重非常低，但商业和金融活动所占份额却极大。表1展示了纽约的金融和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这些城市出现高度集中的商业金融服务，原因如下：1.这些行业受益于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规模效益；2.城市高密度的建筑和就业促进规模效益。
在全球性城市与专业化中小城市之间是许多既保持相对专业化又有足够多元工业基础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服务业增长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扩大。Au 和Henderson提出如下观点：1）真实收入与城市规模曲线呈倒U关系；2）城市制造业比重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下降。作者列出了美国、韩国及日本几个城市的数据说明城市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城市制造业向腹地转移，城市经济向服务业主导转型。
图2 稳定的城市规模分布
图3. 2000年不同规模城市比重分布（仅统计10万人以上城市）
二关于城市与经济发展，我们不知道的
基于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高速城镇化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和政策，本文提出两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第一，城市发展的空间形式：城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空间集聚形式？
第二，空间不平等：决定空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什么？大规模城乡迁移背景下这种不平等又将如何演化？政府对某些地区的政策偏爱以及城市通过控制生活条件来抑制移民的行为是否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什么样的城镇人口空间集聚形式是最优的 ?
受数据限制，研究者主要采用城市首位度描述空间集聚，即计算一国最大的都市区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例。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国家偏爱某个地区或城市（通常是首都地区），这个地区集中种种优势：资本市场的易得性、进出口的特殊许可、更好的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地区偏爱吸引企业驻扎，也吸引就业人口，因此受偏爱的城市规模比其他城市大。
那么问题就来了，城镇人口过于集中于某个城市地区，有何成本？更为分散的城镇人口分布是否更优？
Henderson研究城市首位度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发现在特定的国家规模和收入水平下，有一个“最佳水平”的首位度，反映城市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两者的均衡影响。偏离“最佳水平”，无论增大还是减小，都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增加一个标准偏差值，导致年度增长下降1.4个百分点。不过，该研究的局限在于数据源自小国家，结论对具有多个大都市区的国家未必适用。
美国最大的纽约都市区（包括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和康乃迪克州）有2300万人口，第二大的洛杉矶有1800万人口，但排名之后的13个都市区人口迅速下降，在350-970万人之间，多数500-600万。欧洲的城市规模分布特点相似。
中国和印度则呈现出不同城镇化模式，城镇化发生在少数几个巨型都市区里。如图3所示中国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程度与世界相比较低。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为中国提出的方案：发展15个超级城市，每个平均人口在2500万人左右；或者建立一个由11个巨大城市网络地区构成的轴辐式系统，每个地区约6000万的人口。印度则被建议将5-6亿城市人口安置在12个超级城市区里，每个平均人口在2500-3000万，最大达到7000-8000万。
但是，这种超级城市或巨型城市网络地区的效率如何？已有研究所知甚少。当前世界最大的城市东京，其发展具有特殊地域特点。像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城市依靠专业的金融和企业服务以及时装，高级出版，戏剧和艺术等才得以维续，通常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支持一个如此大规模的都市区。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在更小的环境中才能繁荣。
有三种方法评估上述方案：
1.比较空间分散模式与强调一个巨型城市地区模式下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但我们缺乏后者的样本。
2. 估算城市真实收入与城市规模的倒U函数。Au和Henderson的研究发现倒U的顶点在达到超级城市规模之前早已到来，但研究并没有分析以高端企业，IT和金融服务为导向的城市。中国缺乏这类城市，美国的样本顶多2个。
3.多重分析法。a.不同集聚的规模经济如何？规模经济效益何时消失？ b.城市规模不经济：城市规模如何影响基础设施成本、通勤成本以及环境恶化？c.制度和公共政策差异影响对城市规模不经济的的评估。
收入空间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如何?
Williamson(1965)假设：一个国家的区域收入不平等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到达顶峰，然后下降”的变化，不平等被视为发展转型的必要过程。不仅人口流动本身缩小差距，乡村农业技术由劳动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转化也有助于缩小差距。城镇化过程越接近完成，城乡差距越趋缩小。
图4展示人均城乡消费比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达到高度城镇化水平时，不平等程度急剧减小。图5对3个国家作同样分析，图中每个点代表一个地区（省或洲），再次表现出城乡差距的骤减。中国和印度作不同时期纵向对比，印度的城乡差距随时间缩小，但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大，而且随时间差距变得更大。
图4. 城乡消费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图
（横轴：城市人口密度 纵轴：城市消费份额与人口份额比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发展转型的必经过程，而是与地区偏爱政策有关。通过禁止移民迁入偏爱地区、使移民生活状况不佳从而抑制人口的流入、或者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限制人口流动。
以中国为例。在过去的30年中国通过户籍制度控制城乡人口流动。最初控制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工业，使农民留在当地就业；随着资本集中于城市，城镇化无可避免时，采取就地城镇化与广泛城镇化同时进行。这种政策带来了三个后果：1)中国可能处于城镇化不足(under-urbanized)，如图1中所示中国城镇化低于总趋势线。2)中国许多城市都处于规模不足状态(undersized)。3)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尽管户籍制度直接限制人口流动作用弱化，但中国仍然控制某些重要城市的人口流入，这造成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双重鸿沟”（double divide）。中国大城市的移民往往聚居在城中村，子女的教育受到限制，同时还被排除在社保体制之外。城中村会成为非法活动的避难所或社会动荡的根源吗？对这种现象的长期结果我们所知不多。综合考虑印度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的大量贫民窟，提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贫民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吗？
国家对城市的偏爱与制止移民迁入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但相关研究刚刚起步。1970-2000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的矛盾现象——高速城镇化并未伴随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和这种相互作用有关，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与首都地区的过度投资驱动了城镇化，贫民窟的出现部分由于城市制度与管理能力不足，部分由于有意为之的阻碍移民迁入的策略导致。“双重鸿沟”对国民经济不平等以及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尚未有答案。